档案是一种权力

档案是一种权力

　《山西档案》2000年第1期刊登一篇翻译文章《信息文化与档案》，作者是一位美国人。文章长达万余字，其中有一种观点令我们耳目一新：那就是“档案是权力和权威的创造者和加强者。”文章提到档案作为公共记忆是权力的发源地，失去对档案的控制就等于失去了政治权力。档案是与权力一样积极主动的东西，而非权力的被动记录者。绝大多数档案代表了一种不对称的交流。在这种不对称交流中，档案反映并强化了构成它们的机构所主宰的权力关系。这篇长文写得较为艰深晦涩，但传达的思想却是全新的，的确如该刊卷首语所说“有一种洗脑的感觉。”

　　长期以来，中国档案人差不多始终将档案的性质定位在历史记录、原始凭证上面，从来没有往权力方向延伸思考。实际上稍一延伸，历史记录就是权力的源头。没有被记载的权力是不被承认的，生成档案才意味着权力的产生和确认。民间野史中的雍正皇帝正是靠修改康熙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手谕档案来夺取权力的。推而广之，历史学家既可以用真实的档案正确地编写历史来塑造我们对历史的记忆，也可以用伪造的档案不正确地编写历史来扭曲我们的记忆。那位美国人所说的“大部份档案是一种不对称的交流，”其实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档案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记忆。所谓知识改变人的命运，档案更能强制性改变人的命运。中国民间俗称的“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也深刻反映了档案的权力性质。文革动乱中多少人的冤假错案正是打着档案的旗号产生的，若干年后又是以档案的名义加以平反昭雪的。档案的权力作用实在惊心动魄。谁控制了档案，谁就控制了权力。历代统治集团之所以始终“重藏慎用”正是为了控制权力的源头。由此也可以推出，凡是有政治头脑的领导人肯定重视档案工作，凡是不重视档案工作的，肯定没有政治头脑。

　　可惜的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档案的这种权力性由明显转为隐含，由政治性转为知识性。由于大背景的剧烈变动和多种因素的作用，许多领导人意识不到档案权力性质的变化，意识不到信息社会最主流最高层面的竞争已经逐步变为知识的竞争，信息的竞争。谁掌握控制了知识信息的源头，谁就真正掌握控制了主要的权力。当然，作为档案人，我们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档案的权力属性和档案权力性质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按照那位美国人说的，档案记录和携带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还有文化和权力。过去我们所认识的档案重要性基本上都是大而无当、形而上和抽象的，诸如“国家的灵魂”、“国之利器”、“插在鞘中的剑”等等。正是这些空洞玄妙的表述将档案架空悬置起来，将它与人类千丝万缕的生存联系割裂开来。实际上也是将档案与普通公众隔离开来。

 

　由于文化和层次上的差异，《信息文化与档案》一文表达得并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但从中咀嚼出的文化理念可以启发愿意思考的中国档案人。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熟悉而又陌生的档案。将档案原本就深含其中因人的误解而不被强调的权力锋刃擦亮磨利，示之以人，尤其是领导人，让他们真正明白在市场经济中，在网络新经济中，档案作为一种知识信息同样是权力的源头和基础，是一种新式武器。不重视档案就不可能在经济竞争中获胜。观念需要灌输，武器应该展示，形式必须多样。不如此，光直着脖子喊档案重要，谁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