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济巷慰安所现状 现代快报 （微博）记者 顾炜 摄

　　10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珍贵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目的是牢记历史。消息一出，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抗议，并要求中方撤回申请。对此，华春莹表示，中方不接受，也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昨天，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按照程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已受理中方申请，即接受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珍贵档案的申报文本。申报单位一共有7家，分别是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档案，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都有。”专家说，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是独一无二的，收藏的类型也非常广泛。

　　记者11日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在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批经过精挑细选的档案，全部为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当年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遗产申报发起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申报工作最早开始于2009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纪念馆三家单位承担，挑选了一批原始档案文献进行申报。2011年，该批档案被列入中国第三批档案文献遗产目录。

　　今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名表。在原先三家单位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进行联合申报。档案名录也由过去的5组扩充为11组。

　　“这次申遗的档案，分为纸质、照片、胶片三类，既有单件档案，又有全宗。包括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京字第一号证据的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女士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南京市档案馆珍藏的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珍藏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实景的原始胶片及摄影机……”专家介绍，挑选的都是各家档案馆和纪念馆最珍贵、最典型、最具有说服力的档案史料。

　　“我们曾经在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杀档案，我们调查得知，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都有南京大屠杀档案。南京是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最集中的保管地。”专家介绍，相比其他档案，南京大屠杀档案是独一无二的。南京大屠杀数量庞大，记录齐全，光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就有4000万字，珍藏的种类也非常广泛。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将成市级文保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是世界上现存面积最大的慰安所旧址，是记录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也是唯一一处经指认的慰安所旧址。利济巷2号楼上第19号房间，是“慰安妇”朴永心当年被拘禁的地方。2003年，她曾经来现场进行指认。日本学者西野瑠美子也证实：“利济巷的慰安所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大的慰安所旧址，光是充当慰安所的楼就有4800平方米，加上外围的店铺有8000平方米。”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已经申报南京市级文保单位。5月份，南京市文广新局已经把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的申报书上报给了南京市政府，正在等待公布。南京市市级文保单位一般是若干年才公布一批，这次，算是为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特事特办了。南京慰安所，在日军侵略中国时建得最早，利济巷很有代表性。“先定为南京市级文保单位，之后，可以继续申报为省保、国保，这处遗址的意义重大。”南京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未来怎么用？东南大学教授周琦对这处旧址做了方案，“我的方案是，利济巷慰安所旧址全部保留，一栋都不拆，东部停车场可以加以利用。”

　　要把材料弄“实”，让全世界了解真相

　　提及日本抗议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一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宪文直言：“日本右翼太无聊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事件等铁证如山！”

　　他认为，中国现在要做的就是拿出大量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慰安妇史实，把材料整得很确凿，让日本老百姓、全世界了解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关键和意义所在。”

　　昨天，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也关注了此事，“日本《朝日新闻》称，虽然不能否认日军进入南京后存在杀害平民及掠夺的行为，但具体遇难人数尚存各种疑问，因此政府难以作出判断。这是日本抗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事实上侵华日军南京屠城30万的暴行，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的法定事实。”他认为， 这个“争议”并不能否认侵华日军当年反人类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支持，从历史真相中吸取教训，呼唤和平。”

　　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记忆和深刻教训，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也是属于世界的历史记忆。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认为，忘记这场灾难，就有可能灾难重演。“日本政府的抗议表态，是对日本右翼嚣张气焰的一种支持，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

　　同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员胡卓然也表示：“这一历史的大惨案，应该从全人类的视角，加以保存、整理和宣介，使之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珍贵遗产。”胡卓然称， 他曾阅读过一大批珍贵历史档案，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录不仅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更可以促进人们去深刻认识军国主义的反人道行径，进而思考如何提防和杜绝军国主义的复活。“可以说，把 这些历史档案申请为世界记忆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历史文献财富，将有助于在世界范围之内推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申遗，有助于推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

　　说起日本抗议“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余昌祥等人都很清楚，“我们天天看报纸，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特别关注，看到了，非常愤怒，这是事实，日本怎么就不能承认、还抗议呢？”

　　佘子清说，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对当年遇害者的一种安慰，“再反对也没用，历史就在那，真相就是真相。”而88岁的余昌祥，曾在2012年前往日本做证言，用他的遭遇为历史作证。昨天，他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心情很复杂，申遗是件好事，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了，他说，自己每年都要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的生父余必福就在哭墙上。生父当年住在中华门外西街，他被日本人杀了，尸体一直没找到。经历过南京大屠杀这场浩劫，余昌祥老人早已看淡生死，他说，“有生之年，能够向下一代说的，都说出来，也就这个愿望了。”

　　当前，各行各业都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领导机关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应该贯穿各项工作的始终。形式主义是“四风”之首。调查研究要力戒“三花”，克服形式主义。

　　一戒“走马观花”。调查研究只有沉得下、蹲得住、“接地气”，才能看得透、摸得准、“聚人气”。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系基层，带着感情、带着课题、带着责任搞调查研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或者只限于听汇报，把基层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带走；或者“蜻蜓点水”“隔靴搔痒”“浅尝辄止”……这样的调查研究，既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又听不见真实的声音，不是形式主义又是什么？

　　二戒“锦上添花”。现实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到一些工作基础比较好，能够出显绩、出经验、出典型的地方或单位搞调查研究，而不愿意到工作落后、矛盾突出、麻烦多的地方或单位搞调查研究。其实，把着眼点放在群众所盼、基层难办的现实突出问题上，为基层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更需要、更重要。比如，某省个别地方前几年机构改革时把县档案局撤销了，这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这些地方的档案部门的领导和上一级档案主管部门的领导调查研究时是不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恢复档案局编制、依法行政上呢？

　　三戒“雾里看花”。蓝图勾画得再美，不落地，只能是“海市蜃楼”，虚无缥缈。调查研究拿出的对策应该求实效、出实招、办实事，要有规划书、时间表、路线图，做到切实可行，行之有效，不能“挂空挡”“放空炮”，华而不实，没有可操作性。比如某省档案馆建设问题，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按照《档案馆建设标准》兴建了新馆，而个别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档案馆新馆建设项目相继列入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但至今没有破土动工。档案馆同图书馆、博物馆一样，属于公共文化设施，不在中央三令五申禁止的楼堂馆所建设之列。三次规划，多年未果。这个地方的档案部门领导是不是应该把调查研究的着力点放在提高执行力、狠抓规划落实上？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17日    总第2521期    第一版

　　中华民国受着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政府于1842年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通商。于是外国人进来了，外国资本进来了，外国工商贸易以及教育、文化等都进来了。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进而掀起了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了多项政策法令，推行了一系列充满民主共和精神、废除封建陋习的革新措施。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封建军阀和封建社会基础的存在，中国社会性质并未改变。三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为己任，后与国民党两次合作，统一北伐和抗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反共，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政权，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三大因素的核心是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其他两大因素作用于中华民国。受这三大因素影响的中华民国档案工作，进入到国家档案事业阶段。

　　“国家档案事业”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第三阶段。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大体上经历着档案——档案工作——国家档案事业——国家档案事业体系四个阶段；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漫长的历程。

　　“国家档案事业”是在“档案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业”也可以说是“工作”。但“工作”一般是指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亦可以是一种职业、一种具体的业务或任务。工作量有大有小，时间可长可短，重要程度有轻有重。而“国家事业”，更多的是一种国家行为或关系到国计民生，一般具有既定的目标、规模和系统，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国家档案事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华民国形成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国家把档案工作作为一项事业加强管理和建设。1912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下设秘书处，主管文书档案工作。处以下设有文牍科、收发科等，具体处理文书档案事务。处长胡汉民负责南京临时政府的文书档案工作。国民党中央四届四次会议和五届五次会议都形成了筹建国史馆的议案，后来建立了国史馆。1933年国民政府在国家机关开展了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中心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由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1935年2月，行政院设立档案整理处，任命了处长、副处长，负责制定中央各部、院统一的档案管理办法，监督和依规管理档案。1948年7月，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签发了《档案十进分类法》，称“本分类法，依照杜威十进分类法编制之，全军档案，悉按本分类方法管理之”。中央的一些机关，如行政院、考试院、交通部、司法行政部、实业部等都设有档案室，并制定了档案工作制度。一些省的机关，包括粮食、盐业、烟草等专卖机关也都有档案室。

　　二、国家明令废除封建王朝使用的制、诏、诰、敕和题、表、笺等公文名称，新用令、咨、呈、示、状等公文名称；外交文书、商务会计文书以及生产技术文书等大量使用；电报、照片、影片等新型载体文书档案出现；对档案的利用，远远突破了“皇家”范围而日趋频繁起来。

　　三、国家派人到外国学习档案工作。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档案整理处，曾派蒋廷黻、傅振伦、朱士嘉等人到美、英、苏、法、德等国考察档案工作。一些留学人员也在国外参观考察一些档案馆。他们撰写文章或着书，介绍这些国家的档案工作情况、经验、做法以及档案法规和学术观点，也带回了一些档案学着作。傅振伦写的《公文档案管理法》还附录有“欧、美档案馆学论文译丛提要”。

　　四、国家创办档案教育。基于1933年开展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打倒“卷阀”，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管理档案。从1934年秋季开始，由教育部资助，在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每周各授课2小时，讲授一年。英文档案管理由美籍费锡恩女士任教，主要讲授美国机关、团体和企业实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中文档案管理由毛坤讲授。他参考外国档案管理理论和办法，结合我国情况编写教材《档案经营法》。这个档案专业班，1940年改为档案管理科，一直办到1949年。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拓了我国档案专业教育，不仅培养了档案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档案学思想和先进的技术方法。美国图书馆学会经常赠书给这个学校，其中不少是档案管理方面的书籍。如英国人詹金逊着的《档案管理手册》、约翰生着的《档案管理法》，美国斯铁氏所着《伊阿华省公档案》《美国档案管理员之训练》及《法国大革命后之档案管理》《欧洲训练档案管理者之经验》等，学校教学人员都阅读、参考过这些书籍，或大量引用其中的精华，融会在自己的讲稿和着作中。

　　五、近代档案学初步形成。作为揭示档案这一社会现象和档案工作规律的档案学，是在档案工作实践和其他档案活动中，不断总结、抽象和吸收相关学科知识逐步形成的。近代档案学形成的主要标志是档案学术着作的问世。20世纪30-40年代，出版了一大批档案学着作。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翻印出版的就有13本，如徐望之的《公牍通论》、许同莘的《公牍学史》、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傅振伦的《公文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周连宽的《公文处理法》以及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等。这批档案学着作内容较为广泛，有讲述公文、档案历史的，有叙述档案工作具体方法和公文处理的，有偏重档案管理方面的，有讲述中央、省一级或县一级档案管理的。这说明当时的档案学研究已涉及诸多领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作者系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1年9月29日    总第2212期    第三版

　　前不久，笔者来到某市档案馆参观日常展览，刚走进档案馆大门，便被门口执勤的武警拦住，要求出示相关证件，并询问来意。在通知了档案馆内一位熟识的朋友后，笔者方才进入档案馆参观展览。在参观中笔者发现，该档案馆的日常展厅位于馆内最尽头，且无相关标志标明，展厅内布局相对简陋，据说是由原有办公设施改造而成。在参观过程中，笔者感到诸多不便，也就早早地结束了参观。

　　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日常展厅，是汇聚馆藏档案精华之所在，所以也有人说，参观过了档案馆的日常展厅，就能够了解该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规模和特色。然而，很多档案馆的日常展厅往往门可罗雀，参观者寥寥无几。究其原因，首先，许多档案馆并不注重档案馆日常展厅的建设，展览空间相对狭小，基础设施不健全，展出的档案质量不佳，甚至干脆把展厅与库房合二为一，以为节约了空间，实际上既不能保证展览质量，又威胁到了馆库安全。其次，大多数档案馆将日常展厅设置在档案馆内部，而档案部门作为机关单位和档案资料保管重地，不得随便出入，有的档案馆还在门口设置岗亭，以便加强安全管理，无形中阻碍了百姓进入档案馆参观展览。

　　近年来，各地各级档案馆相继举办“档案馆日”活动，让普通百姓走进档案馆，了解档案工作和档案文化。举办“档案馆日”活动固然可以吸引百姓来馆参观，但在平日里能否为百姓提供参观的机会则是各档案馆需要重视的问题。据笔者了解，很多百姓只知道档案馆有查阅大厅，却不知还有日常展厅。因此，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加大对日常展厅的建设力度，扩充展览空间，提高展览质量，同时加大日常展厅的宣传开放力度，使日常展厅和档案查阅大厅一同成为档案馆面向社会开放的“两个窗口”，吸引百姓来馆参观，充分发挥档案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作用，成为便民利民的服务品牌。

    货币是金融、经济衍生物，体现并推动经济发展。在中国古代，其常被称为“泉”。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所在楚国经济盛极一时，曾有金、银、铜材质的贝、布、版等货币。近现代以来，湖北的货币具备中国近代货币所有特征，其历史足以反映中国货币由乱而治的全部过程。在清末币制改革中，湖北更是不止一度地引路先行。

    11月20日，武汉市档案局（馆）联合湖北钱币博物馆，借助钱币博物馆的图片，结合馆藏钱币资料，在《档案中的武汉记忆》外墙展览推出《近现代鄂泉图要》图片展，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广大市民展示了不为人们所熟知的近现代以来湖北货币独特的发展过程。

    展览从湖北钱币发展的突出点，1895年在湖广总督任上设立湖北银元局开始在武昌铸造银元作为起点。按照时间顺序，分清末流通的钱币、民国时期使用的钱币、中资与外资银行发行的“汉钞”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使用的钱币四大板块展开介绍。每一板块均选取代表性的钱币，图片底下配以文字说明，展板下面备注小贴士用以简述此板块钱币知识的核心内容。当年湖北武汉曾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国际商埠，除在汉中资银行发行纸币外，各外国银行也在汉发行各种货币，这些纸币多带有“汉口”字样，亦称“汉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在湖北及周边省份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发行“人民货币”，币材包括银、铜、布、纸等。其中湖北人民货币产生、发展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等阶段，是目前保留唯一完整历史轨迹的人民货币。

    展览从近现代湖北钱币的历史变迁、外形、铸造、发行、和流通等方面，按照清晰的时间节点，多角度展示近现代以来湖北钱币的历史地位和演变情况，让生于此地、长于此地的武汉市民和来汉的旅客，感受近现代以来湖北在钱币发展史上推陈出新、力求卓越的发展历程。这组照片一经展出即引来广大市民驻足观看，让他们对近现代湖北钱币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今日，湖北武汉正努力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重铸辉煌。于此际追溯湖北近现代货币历史，其旨亦在存史、教化、资治，为复兴大武汉进一步凝神聚力。

 

    湖北省武汉市档案局  钟星